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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让生命延续生命,手机就能登记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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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昆明飞上海的某航班,为了等待爱心人士捐献的救命肝脏,飞机舱门晚了11分钟关闭,获得了许多网友的点赞。生命是一场不可预知的旅程,器官捐献,让生命的延续成为了可能。今天是中国器官捐献日。目前,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数量已位居亚洲第1位、世界第2位。上海是全国最早开展器官捐献的城市之一,目前已实现例人体器官捐献。尽管如此,器官依旧短缺,器官捐献的理念宣传与教育还远远不够。

采访对象供图

 他曾受过帮助,也要回报社会

30岁的李然(化名),4年前因为慢性肾衰,医院做了肾脏移植手术。手术很成功,李然年轻的生命再次绽放,他觉得自己重生了。“我要好好活着!”他是在说给自己听,也说给那位遗憾离世的器官捐献者听。可是,命运有些残忍,今年,李然因突发脑医院抢救,这一次,奇迹没有出现。

父亲忍着巨大的悲痛,将他的器官捐了出去。“我的儿子,曾接受过别人的无私帮助,那是救命之恩;现在他不行了,我们也想帮一帮别人。”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这位伟大的父亲做出了勇敢的决定,现场的器官捐献协调员们无一不感动落泪。

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办公室负责人赵杰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每一个器官捐献者的背后,都有悲伤的故事;但是更多人因此获得了新生,又带来喜悦和感动。”赵杰说,一边面对的是死亡,一边等待的就是新生,协调员成为连结死亡跟新生的纽带。

自年1月起,中国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唯一器官合法来源,该规定实施的第一年,我国就实现了例公民逝世器官捐献,此后每年都在增长。据媒体报道,截至年5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万,实现捐献超过3.39万例,捐献器官超过10万个。

但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数量,还是远远大于爱心捐献的数量。我国每年有多达30万因器官衰竭等待移植的患者。他们当中只有不到6%的人能实现移植,绝大多数人在等待中绝望离世。

没有爱心捐献者,就没有移植

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是一个新职业。医院OPO办公室负责人宋康说,医学上对于器官捐献的要求非常苛刻,一般情况下,医生会根据患者“脑死亡”这一临床标准,将其列入潜在器官捐献者范畴。随后,就由器官捐献协调员出面与患者家属沟通,征询他们的捐赠意愿,让更多的人活下来,带给更多家庭生的希望。

有家属主动捐献器官,宋康记得,那是一位退休医务工作者,70多岁,脑死亡。子女主动联系OPO,表达了捐献器官的意愿。但是,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去世要有个全尸。“我把爸爸的器官捐掉,人家会不会说我不孝?”“医生,如果是我自己,我肯定愿意捐。但这是妈妈,我不舍得。”宋康认为,不容易打破的传统观念和世俗非议是导致我国器官捐献率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原因之一。

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30/百万人”的捐献率,我国器官捐献率还比较低。“应该说,现在人们对器官捐献的接受度已经逐年提高了。很多人主动登记成为了器官捐献志愿者,民法典也明确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前款规定同意捐献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订立遗嘱。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在发生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宋康说。

图说:医院后,马不停蹄送至手术室立刻进行移植手术新民晚报首席记者陈炅玮摄

医院肝脏外科医生朱建军一直与肝移植打交道。他说,能够接受器官移植,是万幸。还有更多病人因等不到捐献的器官,在无奈中离开人世。当供体器官平安送到,患者顺利完成手术,朱建军也会由衷发出感谢。他已经不止一次写感谢信了,“器官捐献与移植,是生命的接力和赛跑,需要很多环节的支持。”在运输过程中,铁路、航空都已建立起绿色通道,确保供体器官能尽可能用最快的速度来到受体身边。在鼓励全社会知晓、理解并参与器官捐献工作的同时,医生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推动器官移植的发展。

这个工作并不好做,“不成功是常态,有连续4次不同意的,但第5次的时候同意了。”赵杰告诉记者,每次跟“脑死亡”患者家属沟通之前,内心都会挣扎,“当生命无法挽救时,家属已经非常难过了,这时候劝别人捐献遗体,被拒绝、被骂是大概率事件。但是我们从未放弃过,捐献器官是大爱行为,很多家属会理解的,家人的生命将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这同样是医学的奇迹。”

“施予受”对接,登记更方便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支持器官捐献事业的第一步,是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平台对接上线正式启动。这是上海首批医院对接“施予受”平台。医院的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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